目前,劳动和技术之间已经达到阶段性新均衡,美国就业市场结构基本趋于平衡,压制美国工资通胀的关键因素将不复存在,预计不久美国的工资就会随着就业市场的改善加速上涨
未来随着我国政府赤字率水平的基本稳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整体完善,支出端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项短期强力政策,将更多让位于长期温和的收入端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房地产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确实较货币政策对其他行业紧密,这恰恰体现出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低
供给侧改革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劳动者收入两方面同时发力,政府在弥补市场失效基础上,出台平衡人口再生产的需求侧政策
金融科技可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商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管理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要对通过市场力量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保持足够信心,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从而使煤炭和煤电双方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化解分歧和矛盾
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此需要有剥丝抽茧的耐心
欧盟非常欢迎“一带一路”战略,目前已与中国合作开展基建合作项目;欧洲经济正在复苏,就业率大幅提高,民粹主义势头有所减弱,未来欧盟的重点议题将聚焦内部改革
旨在提高企业效率的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合理化政策,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旋律,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产业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新经济指数(NEI)发布已满一周年。“抓新放旧”应该是未来政策的主基调。只有新经济变得更加强大,旧经济才有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过度依靠行政手段改变城市人口就业结构,借此达到产业“高端化”目标,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影响城市发展活力的释放
如果新规实施,可能延缓影子银行产品的增长速度,今年市场利率可能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上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监管收紧或许会增加今年出现信用违约事件的风险
中国经济和全球周期的互动,未来将会持续并日益加强
经济增速下降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增长”,往往会回到以投资来强刺激的老路上,并且伴随着大量金融资源的消耗。去杠杆的“主战场”应该在国有部门,尤其是低效的、严重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
各类PPP模式并不是简单的融资手段,是极其严肃的制度形成过程,任何不确定性都应尽可能置于可控状态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去产能法律环境和体制环境建设,利用市场平台、依法依规实现市场出清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要缓解和逐步消除慢性折磨,避免急性发作,首要政策选项是尽快遏止目前国企债务快速增长势头
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领域改革的关键
希望中国继续加强贸易开放以促进消费增长。在投资领域,中国应推动建立一个国际多边性机制。全球贸易没有萎缩,只是增速放缓,但民粹主义蔓延令人担忧
在新的一年,我们不但希望尽快看到政策效果,更期望资本市场从此走上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
商业银行在处理不良贷款的过程中,加杠杆手段的运用要多于去杠杆手段的运用。所以造成在经济下行期,贷款没有随之萎缩,反而大幅增长的怪现象
特朗普当政、英国退欧,而中国站出来力挺全球化,令掌控欧美话语权数十年的全球精英们莫衷一是,陷入分裂
全年看,人民币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贬值幅度基本可控。尽管短期内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缓解,但不宜过度乐观
基本面因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目前的贬值预期。一种简单但未必不合理的看法是,贬值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人民币过去的走势
应该立法来规定证券监管部门没有发展市场的责任,没有推动市场往哪个方向走的责任,证券监管部门不能够把股市的高低作为判断自己业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