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若要“发钱”,应该针对特定人群。当下通过“保交房”来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出清,可能是最优的政府花钱方式之一
贸易失衡正在演变成为影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被提上议程。改变以中国商业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需要时间,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国债取代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也是不现实的
大幅下降;外资大幅减持房地产、金融行业,但同时回流制造业和技术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速成为亮点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成了绿色金融体系中的五大支柱,需要克服的短板也不少
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是当前加强金融队伍建设的切实需要
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相似的历史情况,但了解历史有助于以敬畏之心谨慎作出涉及利率判断的投融资决策
管理好后发追赶进程,国家发展规划应从数量和结构两方面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引领
对一些正在面临经济趋势性下行压力的经济体而言,日本经验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表示,人口减少、而非快速老龄化,是未来十年对中国影响更大的因素。相比日本,中国在提高退休年龄、人口城市化方面仍有空间
虽然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出现很多逆全球化现象,但是,金融全球化仍是主流;面对金融风险新趋势,监管部门对于外部风险的理解与监控也需要更新
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打造生物医学科研生态系统,不仅带来了经济成果,而且促进了战略性商业伙伴关系的建立、人才的吸引和药物发现方面的创新突破
中国目前个税规模显然不具备大规模调降的基础,更需要调节和优化的是收入结构,大的方向应是适度扩大高收入群体纳税范围、强化税收征管,逐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纳税额占整体个税的比重,与此同时还需要兼顾边际最高税率对于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假若中国外部环境改善,国内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企业、居民的信心加速修复,市场秩序不断完善,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推进, “消失”的经济周期将重现江湖
日企“出海”伴随的政策、节奏以及效果,不仅对当时日本意义重大,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了一个上佳样本
化解房地产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难以仅靠市场化的出清方式,应介入公共资金的力量,加大总量性政策的支持力度,而政策有效落地的关键在于实现利益相关方的激励相容
在内需不足的同时,中国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产能过剩。在未来一段时间,扩张海外市场可能是消化国内产能、增加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一条可行途径
平台的业务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区域产业禀赋、政策重心、管理模式等都会成为平台资质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回望这30多年,我有幸见证了经济起飞、成长的全过程,我爱上了这个国家、这里的食物和人,中国会一直是我的一生所爱
防范化解风险仍然是2024年金融工作的重点,不良资产市场进入供给上升、格局重塑、制度完善的关键时期
最好的办法是去面对变化、拥抱变化,去积极地思考,把我们该做的事儿做好
评价经济预测的质量,看的不是预测是否应验的结果,而是得出预测的过程。一个高质量的经济预测,得出预测的过程必须严谨,要有理有据;而且还需要根据事态的变化(超预期事件的发生)来持续修正预测
薪资水平上涨和居民通胀预期抬升,是带动日本彻底走出通缩、实现温和再通胀的关键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有各自重点关注的领域。货币政策主要用于稳定总需求,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在具有公共性的领域做针对性的投资,而且要基于成本效益考量来做决策,而不是简单地只想通过财政刺激来创造更多的需求
享受中国市场与全球化发展的中资企业,已到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全球化战略布局的时刻。墨西哥是大变局时代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