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的零利率直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并未将日本经济从长期停滞中解救出来,根本原因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挑战
由货币过多到炒作盛行,由房价被炒高到地价也被炒起来,地价并非单独事件,其根子还在货币和投机过多。就地价本身实施单独调控并无实质意义
一个完整的地方收入体系既包括主力作用的地方税和转移支付,也有起补充作用的债、费、利、基金等,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碎片化发展;重概念、轻务实,民众缺少参与感、互动感和获得感;建设模式仍然单一,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建设路径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要防止解释为政府调整结构,这很容易走到岔道上去
增速目标难弃的假设下,财政政策是否能为货币政策及信贷空转“解局”?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协调、优化、配合?
在推进金融改革的同时,应该高度关注监管缺位、杠杆率飙升的系统性风险,并且意识到,最重要的还是实体经济的活力,而改革和过剩产能的重组必不可少
对于去杠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最好不要在宏观层面急于求成。如果想在宏观层面约束负债增长,最好采取微观或宏观审慎政策
“去杠杆”绝对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不同企业的规模、所有权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区域特征,鼓励“好的杠杆”,去掉“坏的杠杆”,优化信贷资源的均衡配置。要研究清楚是哪些体制问题使得曾经的“好的杠杆”成了现在令人头疼的“坏的杠杆”
险企举牌上市公司是追求资产端的更高收益和价值投资的主动选择,但某种程度看,也是投资渠道不能满足资产端收益要求导致的“无奈之举”
养老金收不抵支问题愈演愈烈,涉及的省份越来越多。当前需重视福利水平快速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按照保基本来设计,避免过度福利化
中国应该先决定需要哪些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避免金融危机,然后确定一个与改革相符的经济增长率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和产业界都把创新视为立国之本,这是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建立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中国企业税率高企,削弱了经济的微观活力。应该对企业减税费、增补贴,有效落实结构性减税,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为降低企业税负、小微企业税负提供空间
减税主要是看“营改增”,后续改革必须结合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调整深化
无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面临着更为迫切的局势。但是,稍显悲观的前景中,或许正孕育着新的机遇
由于中国目前的通缩局面已然维持了一段时间,简单依靠某一种措施并不能完全足以抵御通缩风险,必须供给、需求两侧共同发力,多管齐下
达沃斯论坛期间多数关于中国的讨论充满担忧,中国与海外经济已高度联通,人们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对外沟通
智慧城市战略已成为英国政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在聚焦交通、环境、应急、健康养老等几大民生领域的同时,注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在当前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背景下,中国很难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去杠杆,或者说追求杠杆率水平的绝对下降。去杠杆更多的应是“转移杠杆”的概念
里根的改革并不那么成功,而中国30多年来却有着数次成功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验。我们应该认真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更应当从中国现实出发去挖掘供给侧改革的潜力
货币政策框架正在转型,即用基于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取代对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直接控制,人民币汇率也将由目前对美元的稳定汇率策略,转而针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汇率机制
各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各有利弊,不管框架如何设计,必须保证监管机构的专业性和决策上的相对独立性
贸然撤防资本市场的入门关,无异于开闸放水,酿造新的股灾。治理办法是把事前把关的权力分解,并在监督问责上下工夫
电改的顺利实施要求我们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合理的市场机制设计,并推进相关机构的改革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