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是这一分析框架的起点,“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被视为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两大不可或缺的要素
正是因为资产证券化被动由政策推动着从审批到注册,从试点到铺开,才会使得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沦为资产证券化的“秀场”
政府应该做好养老市场的监管者,通过帮助企业削减经营成本,以及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形式,来调动企业参与养老市场的积极性
应对挑战的方法只有一个:合作。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政府、商业集团或系统能够独自管理互联网
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步履艰难,增长动力转换的长周期和危机性衰退的短周期相迭加是根本原因;中国货币政策正处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矛盾更加复杂和突出的环境之中,其实更不轻松
重新整合央行与不同领域监管机构的功能、发挥央行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兴经济体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共同趋势之一
未来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一定会越来越关注投资规则的问题。贸易投资体系的进一步自由化,应是改变不了的大方向
新一轮财税改革不再是零星分散的单项推进,而是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领域
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进入了生产过程的去“人”化的进程,但是,在工业产品的“人”化上明显滞后。后者的启动才真正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我们不应该把政治家的看法和科学家的看法混在一起,这两者应该是独立的
预计此次《商业银行法》的修订仍会以梳理、吸收比较成熟的低位阶制度或思想成果为主,然后在关键点上根据改革需要适度加强、争取突破
今后30年的大趋势是中国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并成为金融大国。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范式产权改革,不应该等到越来越多国企陷入经营困境才去大规模实行,不应该采取得过且过、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态度,而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时间节点去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争取在2020年之前,使总体性的产权改革和一揽子重组得以基本完成
在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下,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与结构性改革,双管齐下,标本兼治,以杠杆消化、结构优化、体制健全、GDP做大的方式,化解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双重风险
从外延扩张为主到内涵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大幅度提升城市的服务功能、辐射能力、承载能力、创新能力,将是下一步中国城镇化的重点
中国大企业保持较高的亏损面,利润增长率和利润率保持较低水平,企业员工数量保持低速甚至负增长
从重大危机风险管理的角度看,严格监管互联网金融并把金融业务从科技、电商等非金融机构剥离出来,值得整个社会深深的思考
实体经济在中国依然是基础性的部门。现在实体经济进入调整期,金融体系应该通过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度过调整期,应该改变攫取性的状态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目标不应是简单的降低融资成本、满足融资需求,而应是为有效需求提供充分、便捷的融资服务
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既要面向未来国资国企图景,也要面对国资国企主要问题,从根源入手来破除改革障碍
值得所有中国全球化企业借鉴的措施:制定正规、标准化的创新流程和体系;建立本土化的创新团队;充分授权海外创新团队;培育创新的企业文化
台湾的改革得益于多个内外因素。但若要找出那个能融合各项因素,能把各种尝试变成可能的因素——那就是决策者的决心和魄力
国际货币体系反映国际政经关系的大格局,中国宜加快“内外兼修”;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国际责任和义务增大,宜早做应对内外政策协调复杂挑战的准备;维护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国际汇率相对稳定日益重要;中国需更加深入、频密、多层次地参与国际协调,在战略、人才、技术、法律等方面多做“功课”
内地市场内缺失像香港这样的国际市场中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也欠缺各自以专业优势、业务特点判断市场的中介机构,导致内地市场由散户主导价格形成机制,容易导致强烈的羊群效应,形成单边市场趋向
中国经济谋求转型与增长的再平衡,经济转型和均衡的重建,需要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实现;而实现资源流动和重新配置的核心是资金的投放和使用,即通过资金的流向来引导资源在区域和产业两个维度的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