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不平等的问题,不仅仅是累进税,还有教育、社会、政府机构。需要收入和财产增加透明度,需要建立在透明度基础上的公共机构,让市场、公共资产和全球化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条经验对发达国家有用,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也同样适用
在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化的特殊时期,需要保持定力,增强对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下滑的容忍度;应该继续坚持总体稳定,灵活调节的宏观政策,并推动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
“高铁走出去”,是要发挥中国高铁的性价比优势。高铁是商业项目,不是援助项目,国企走出去是要挣钱,而不是赔钱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过程可以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从资质较好的房贷资产入手,着重于转移市场风险,同时成立专门机构来提供信贷保险和证券发放
《决定》用智慧的表达方式,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契入了足够分量的市场因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这次尽管是周期性调整,房地产下行风险也在上升。避免房价大幅下滑,短期之内应该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期来看,户籍政策应该加速放开
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进展使得我们能更好理解不完全竞争市场,尤其对于垄断企业的研究,使得有可能回答政府如何实现对大企业的最优管制这样的问题。推而广之,就成了梯若尔念兹在兹要回答的:什么是最优政策干预?
梯若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契合,他并不是倡导政府要过度监管,而是要有效监管
只要有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业分配社会资源的效率,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我们就要坚持开放
中国银行利差在各经济体中处于相对适中的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大体匹配。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并不确定
金融改革不能只谈自身。有一些配套改革要做,但并不是说要等,而是应该一起做
平衡公平和效率问题,放弃实质性审核,转向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监管部门在法律更新前后将经历自我改革的关键时期
市场机制自身具备矫正产能过剩的能力,但是,由于问题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是非市场因素,再加上市场机制在矫正产能过剩上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问题就显得尤为严重
美国经济只是在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下,通过刺激需求逐步摆脱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在短期内很难进入下一轮繁荣周期
调整新阶段需考虑实施“双退出”政策。一是退出过高的经济增速底线目标,二是如果货币与社会融资总量增速确实偏低,并对长期合理投资带来不利影响,则需逐步退出过高存准率
本轮反垄断调查并非突然袭击,也并非专门针对外企。中国反垄断执法进步显著,但是,在反垄断机构设置、执法程序和执法独立性等方面尚有巨大改进空间
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以及民营银行试点改革的推进,对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法律体系的需求日益迫切
如果在资金的逐利之路上出现一些关卡,资金中介会出现,并帮助资金流向“洼地”。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同业业务的繁荣发展都是在帮助资金绕过监管的限制,追求真实的市场价格
频繁采用产业干预与数量准入管制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目标具有内在矛盾
新时期不是要不要作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要应对如何完善产业政策,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
CHFS报告低估了未来的城镇住房需求,高估了将来的住房供给,从而得出了有误的政策结论
下半年伴随着改革与微刺激同时发力,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7.5%的政府目标。房地产恐怕将成为影响下半年经济走势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深层影响
一轮改革的头几年进展通常缓慢,往往要在2到3年后回头看,才会意识到改革的推进或已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