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度大、共识小的改革,可适当拉长改革档期,反之则应缩短改革档期,根据不同情况规定时限,给改革施以刚性约束
以提高“含金量”为重点,加大取消下放行政审批力度;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管理,协同推进配套改革;针对薄弱环节,积极探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途径新办法;坚持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水平
货币政策转型有两大任务。其一,重新确认(或调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并完善和创造相应货币政策工具;其二,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收益率曲线
2015年的货币政策可以概括为:管好管住“流动性总闸门”,尝试改进结构性政策工具,定向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行
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下降、不当的刺激政策、金融市场风险加剧三者之间进入恶性循环。化解经济转型综合征,关键在于纠正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形成对政府的合理制衡机制
中国的服务业现代化有待于打破各种行政藩篱,政府需要为服务业现代化提供良好的“授能环境”,鼓励面向市场需求提供各种服务
将依法治国的宏伟构思落到实处,首先要在人事领域推动专业化、精英化改革,借助员额制和职业分类制,让法官和检察官回归到适当的规模
反腐败政策的成功往往在于有效激发并传导反腐败动力;反腐败政策失败表面上是腐败之网无从突破、不正之风无以遏制,实质上往往是动力传导机制失灵
在法治中国建设上,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和重大举措。其中,法治理论、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法治方略、法治思维、法治精神等几个概念,有必要做一下梳理或澄清
对墨西哥来说,实行多党轮替是一种进步,它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尤其在选举时更是如此。但是,不可能指望这种制度来解决贫富差距、腐败、贩毒、社会治安、失业、经济发展等问题
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闻界,在20世纪90年代,在揭露政治腐败、无家可归和环境退化等问题以及激发巴西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的重大变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个时代的美国,腐败可谓达到顶峰,其产生的原因何在,结果如何,美国社会又因此生发出怎样的民主反应?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可以有更高远的志向。前提是,他们不满足于知识工作者或知识资本家的职能
为了达到遏制财富集中的趋势,不惜求助于政治权力集中的手段,这究竟是否明智?经济财富的集中相比政治权力的集中,究竟哪一种更可怕、更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