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冲突升级、金融条件趋紧、全球贸易投资疲软等因素拖累下,2024年全球经济可能表现出六大典型特征和四大主要风险
有必要采取更具根本性的举措大幅缓解或者彻底解决内外部形势的财政冲击,这既包括稳定宏观经济尤其是稳定房地产形势,又包括财税体制改革
当前实际利率处于历史绝对高位且下行趋势已确定、实际库存水平处于历史低位、修复趋势也已开启,加之政策加持,2024年中国经济表现较2023年或有所改善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设定“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绿色发展的新赛道上培育新动能,谋求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化解地方债务等存量风险的同时,如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是金融业当下最关注的事
面对外资外贸增长承压、消费疲软和民间投资下滑等不利形势,中国经济未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应抓住哪些确定性,又该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补贴手机及芯片制造并不符合印度禀赋。全球化的下一阶段或在服务业出口
1870年以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推力有三个,而不是一个。第一个是全球化,第二个是工业研究实验室,第三个是现代企业制度
增长潜力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必然能够实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增长潜力的大小以及能够变现的程度,都是体制和政策环境的函数
各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强的政策可预见性和确定性,把调整供应链的决定权留给企业,而不是通过一些话语的竞赛,让企业更加成为惊弓之鸟
如果把过去500年联系起来考察,明朝时白银是如何流入的,鸦片战争以后是如何流出的,改革开放以后国际贸易的硬通货是怎样流向中国的,可以使我们对历史大图像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地图上任何行政块块,幅员大小、人口多寡仅在其次,在科技、投资、贸易、文化等方面是不是与世界相通,来来往往的质量与密度够不够高,才更为重要
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并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避免反复,才能全面释放生产率追赶的潜力,在长周期的生产率竞赛中彰显自身制度优势,实现现代化
理念、思想决定政策、决定改革。起草一个历史性的文件,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并统一到解放了的思想上
“一带一路”的机会很多,如果中国把握住,发挥好已初步积累形成的产能比较优势和投融资能力,就能够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会为项目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培养更多的人。需妥善应对并处理好债务困境问题是研究“一带一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应尽快彻底改变和扭转目前GDP大国和养老金小国的严重失衡状态
养老体系的问题在于体制内外、城乡之间的福利水平差异,源于权利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嵌入在中国体制之中,改革的难度极大
保护主义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矛盾,贸易自由主义与经济发展也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
在全球化滞缓乃至退缩的境况中,类聚化也即规则、治理、价值观、秩序观等方面比较类似的经济体,更有可能聚合在一起,从而在世界上形成不同的类聚群体和相应机制
我们要客观看待纺织、鞋帽等低技术产业链的转移,同时要对中高端产业链外移保持密切关注,抓住机会加速实现价值链的向上跃迁
中国在商事方面越来越规范,但是,准入后监管更复杂一些,管理的规范性、透明度还是要差一些。说到底还是法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