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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限度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4年第7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7月01日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可以有更高远的志向。前提是,他们不满足于知识工作者或知识资本家的职能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汪丁丁
 

中国奇迹下的三重危机

  只要粗略回溯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不难看到,可称为“经济奇迹”的,例如,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8%且持续20年以上的时期,独一无二,仅发生于1990年以后。

  任何一个经济或经济的奇迹(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不能脱离它嵌入其中的社会。而任何一个社会,总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的维度。

  目前,这一被称为奇迹的经济增长时期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中国人面对的,是不仅与以往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往一百多年乃至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未来,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所引出的中国人面对的重重危机。

  第一重危机是精神生活的,特别在中国,表现为文化危机,或借用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人文精神的危机”。其实,精神生活本质上是内在的,是“自足”,或“不外求”。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代晚期“官学失守”,学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竞相奔走。至秦汉时期,不论依据台湾的钱穆先生还是依据大陆的冯友兰先生,人文精神毕竟是止于宋了。宋以后只有“乾嘉诸老”,人文精神“命悬一线”。随后,是唐君毅先生所述的“花果凋零”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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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黄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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