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开篇请允许我先说几句题外话。
前几天,我请搬家公司搬家。来了两个工人,一个重庆人,一个江西人。前者有两个孩子,老大8岁,老二3岁。一家人曾经都寄居北京,等老大到了上学的年龄,母子三人不得不回乡;后者一家三口,分居三地,儿子在家乡当学徒,老婆在东莞打工,他在北京打工。原因无非是为了多挣些钱。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心生悲悯——不仅仅为他们劳作的辛苦、经济的窘迫,更为他们家庭的分离——但他们却说,“大家都这样,习惯了。”
《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开篇请允许我先说几句题外话。
前几天,我请搬家公司搬家。来了两个工人,一个重庆人,一个江西人。前者有两个孩子,老大8岁,老二3岁。一家人曾经都寄居北京,等老大到了上学的年龄,母子三人不得不回乡;后者一家三口,分居三地,儿子在家乡当学徒,老婆在东莞打工,他在北京打工。原因无非是为了多挣些钱。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心生悲悯——不仅仅为他们劳作的辛苦、经济的窘迫,更为他们家庭的分离——但他们却说,“大家都这样,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