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经济学理论指导政策制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迄今为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合适的政策功不可没。相信大多数持客观态度的人都会同意，许多政策都是直接出自常识和常理、现实中已经出现的行之有效的实践、历史上曾经得到验证的举措、国外的类似经历和经验，等等。实际上，我是想说，经济学理论所发挥的直接作用是有限的。譬如说，“文革”结束后最大的改革政策——农村大包干政策，是直接由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发动的，他们基本上也是照搬历史上三年“大饥荒”之后的包产到户政策；工业领域的国企改革，最初的政策是放权让利，这是由四川的几户国企于1978年在基层自发争取来的,后来的国企承包制和租赁制也是由农村承包租赁政策自然延伸过来的，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民间社会一直存在，只不过很长时期被政府禁止；即使是企业股份制和“双重置换”政策、价格双轨制政策、粮价和物资价格放开政策、利税分流和分税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等，既不是发明，也不是来自理论研究。我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并与政策圈子接触，亲身经历和亲眼见到的情况是，从事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人员，到基层调研、到国外考察、举行务实性讨论会、获取政策效果的反馈资料并进行评估，要比在理论和学术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的理论素养和理论兴趣都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