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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减碳和共富的一个基准政策框架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23年03月01日第2期
这一框架包括排放权的使用端和来源端的综合性安排。排放权使用端采取“配额+交易”而非碳税,来源端是公平界定到个人的排放权
2022年8月16日,贵州毕节玉龙镇田坝村,村民们在光伏板下采收花椒。不少水力、风能、太阳能资源分布在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和农村地区,大量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具备发展碳汇产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刘培林|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张自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申广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董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孟东军|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守正创新,探索有效途径。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安排2023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须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以系统谋划。本文综合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律,提出一个兼顾减碳和共富目标的崭新的基准政策框架。这个框架该有助于我们清晰地分析中国乃至全球实现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在这个基准框架的基础上,可以结合现实条件设计其他更具体的操作性安排。

中国式现代化需协同推进减碳和共富

版面编辑:刘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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