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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涉诉信访立规矩——专访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7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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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从源头上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避免出现滥用侦查权、公诉权和审判权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情况
大法官胡云腾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参与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是近 十多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图/财新记者 杜广磊
单玉晓

财新记者

  熙熙攘攘的人群,围满了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3号院。他们中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的案子判错了,到这里申诉。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所在地,自2015年1月31日挂牌至今,已经运行了两年多时间。

  第二巡回法庭巡回区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涉法涉诉信访量巨大,化解矛盾纠纷面临较大压力。他们如何应对挑战?第二巡回法庭再审改判了聂树斌案、孙氏兄弟涉黑案等刑事错案,产生了深远影响。强力纠错对保障人权有哪些启示?巡回法庭如何进一步担当纠错?带着这些问题,财新记者近日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

  大法官胡云腾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参与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采访中,胡云腾将视野穿梭于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上述问题提出见解。

处理涉诉信访重点是解开当事人心结

  财新记者:你曾在有关场合提到,把信访化解在当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交给巡回法庭的首要任务,但“小小的法庭不堪重负”,要向实践寻求法治智慧。东北三省涉诉信访量比较大。第二巡回法庭目前积累了哪些应对经验?

  胡云腾:处理涉诉信访和审理案件不同,审理案件主要是查清事实和证据,作出公正裁判,处理涉诉信访则重点是解开当事人的心结、怨气,这其实是群众工作,法官要向群众学习司法智慧。

  第二巡回法庭始终将“把东北三省的涉诉信访化解在当地”作为工作目标,在涉诉信访方面探索出了符合法律、符合实际,又有效管用的道路,主要有四方面措施:

  首先,坚持依法依规。从第二巡回法庭开门办公起,我们就决心向社会发出依法、依规处理信访问题的明确信号。这体现在:对符合立案条件的立即立案受理,不需要当事人找人找关系;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坚决不受理,不管当事人是否闹访,绝不牺牲法治规则换平安;对所有来访当事人一视同仁,明确规定受案范围,坚持公开、透明、同一的接访标准,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各类信访问题;对申诉时间长、申诉次数多、处理难度大、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疑难复杂信访案件,由巡回法庭直接办理,化解了大量陈年旧访案件;对确有错误的案件主动提起再审,对正确公正的裁判坚决维护,对存在瑕疵的裁判设法补正,对不理解法律和裁判的群众耐心释明说服,对闹访缠访的群众坚决制止。这样做逐步构建了良好的信访秩序,确立了涉诉信访规矩。

  其次,坚持最后一问。努力让每一个涉诉信访群众不带疑惑和怨气离开,这既是我们的工作理念,也是化解涉诉信访矛盾纠纷的有效举措。实事求是地讲,在众多的申诉案件中,确有错误的少之又少,但有瑕疵或者由于工作人员辨法释理不到位、接待态度欠佳,从而引起不理解的情形比较突出。

  有鉴于此,第二巡回法庭建立制度性规范,要求诉讼服务要做到“三四五”行为标准。接待有“三声”,即来有迎声、问有答声、去有送声;服务有“四心”,即有热心、细心、耐心和爱心;工作有“五个一”,即“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清水相送,一句问候暖心,一片诚心解惑”。先让来访者把话讲完,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然后法官从事实、法理、人情等方面耐心细致地引导、解释、劝说,解开他们心中的郁结。

  经常有来访者向我们反映:“即使我们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法官让我把话说完了,我们也能够服气。”“如果法官都能这样听完我们讲的话,我们也不会这么没完没了。”

  再次,坚持服务为上。绝大部分申诉信访群众是抱着对法院的信任,对法官的期盼来此反映诉求,如果遭遇的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无疑是在他们头上“浇上一瓢凉水”,不仅仅是浇灭期望,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产生不信任感,引发更大的对立情绪。我们坚持完善服务细节,使申诉信访者感受到人格受到尊重,体验到法庭办事的方便快捷,从而能够主动配合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引导,自觉遵守规则和秩序。

  最后,坚持制裁违法闹访。绝不以牺牲法治来换取平安,就意味着必须对申诉信访中的违法行为予以打击。这样做既是向社会发出的明确的信号,也使得抱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错误心态的当事人心存忌惮,使他们不敢公然“以身试法”。

  财新记者:这些措施效果如何?

  胡云腾:经过两年来的努力,第二巡回法庭信访秩序明显好转,暴力闹访和言辞骂访现象几乎绝迹,信访秩序已经进入常态。

  我们2015年全年共接待来访群众33073人次,2016年共接待来访群众14571人次,来访人数同比下降55.85%,进入2017年以后,信访人数特别是重复访、旧访人员持续减少,信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错案认定标准要依照法律规定

  财新记者:信访案件中有不少是刑事申诉案件。受历史因素影响,现存疑似刑事错案也时常被披露。第二巡回法庭成立至今受理了多少刑事申诉案件?甄别刑事错案的标准是什么?

  胡云腾:受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司法作风和办案条件等历史因素影响,实践中发生的聂树斌案、孙氏三兄弟涉黑案等错案并非孤案,近年以来全国有数十起刑事错案得到纠正,如呼格吉勒图案、于英生案、张氏叔侄案等。第二巡回法庭从2015年挂牌成立至2017年6月30日,共受理刑事申诉案件500多件。

  关于刑事错案的甄别或判断标准,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所谓错案,一般讲是指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的案件,有的是事实认定错误,有的是法律适用错误,另外从程序上讲,还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但实体处理没有错误的错案,等等。

  事实认定错误主要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以假当真。即本来没有发生办案机关认定的所谓犯罪案件,但由于办案机关疏忽,把假案子当作真案子办,结果冤枉了好人。典型的如河南柘城县农民赵作海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案和湖北京山县农民佘祥林杀妻案,这两个案子都是因原判的“被害人”死而复活才真相大白。第二种是张冠李戴。即办案机关把张三犯的罪,认定为是李四干的,结果冤枉了李四。典型的有云南昆明市公安民警杜培武杀妻案和安徽蚌埠市公务员于英生杀妻案,他们的妻子本来是别人杀的,由于办案机关当时没有找到犯罪分子,结果把本来是被害人亲属的他们当作罪犯追究,险些造成错杀。后来因真凶再现,才洗清了他们的不白之冤。第三种是证据不足。即实践中案件确实发生了,但真凶究竟是谁并不确定,被告人因故与案子扯上了关系,结果被按照犯罪分子追究。典型的有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工人呼格吉勒图杀害女工案。这两个被告人都因被原审认定为杀害妇女的真凶而被判处死刑。但经过再审,发现原判认定二人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遂宣告他们无罪。另外,还有一种情形是部分错案。像第二巡回法庭审理的长春孙氏三兄弟涉黑案,原审一共定了十几个罪名,最后我们纠正了一大部分,包括把最主要的罪行故意杀人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都纠正了,这属于部分错案,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错案。

  法律适用错案,分为定性错误和法律责任确定错误,就发现的错案而言,主要表现为错认罪名和量刑畸轻畸重。前者如把被告人实施的故意伤害罪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导致错判;或者相反,把被告人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错定为寻衅滋事罪,导致轻判。后者如对被告人具有的从轻处罚情节或者从重处罚情节没有认定,导致量刑畸重或者畸轻;如山东冠县于欢故意伤害案,于欢实施故意伤害他人行为,致一死两重伤、一轻伤,本来被害人有严重过错,于欢还有防卫过当情节,应当依法减轻处罚,但由于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该情节,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导致舆论大哗,二审法院认定于欢故意伤害但有防卫过当情节,依法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纠正了一审法院的错误量刑裁判,这类原审遗漏重大量刑情节的案件,也属于错案。

  错案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是认定错案的准绳,不能脱离法律另立标准。还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法律是指案发时特别是审理案件时的法律,不是后来已经修改了的法律。比如纠正聂树斌案时,就是根据当时的标准判断它是不是错案,而不是根据今天的法律。

  错案由谁来认定?当然是法院。如果撇开法院说哪个案件是错案、哪个不是错案,那这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那就乱套了。《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都不得认定为有罪,那么,未经法院裁判,任何案件都不能认定为错案,这也是必然的结论。

  关于错案的认定程序,依据《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主要靠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主动发现后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查判断。至于上下级法院是否认识一致,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看,上级法院要认为是错案,如果下级法院认为不是错案,那就要听上级法院的,因为上级法院有监督职责,最后要上级法院说了算。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认为某一个案子是错案,指令某个高级法院去审,最后该高级法院把它维持了。如果第二巡回法庭坚持认为是错案,那巡回法庭就可以通过再审把它改过来。又如,如果上级法院认为不是错案,而下级法院认为是错案,下级法院可以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最后要看是上级法院还是下级法院正确,谁正确就应当听谁的。如果这个上级法院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当事人或者律师还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如果连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不是错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还有权向最高检察院申请抗诉,我国《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申诉提供了多个救济渠道。当然,检察机关认为某个案件是错案或者不是错案,抗诉以后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不是错案,那检察机关也得服从法院的裁判。

  所以,关于错案的认定程序就是审判监督程序,是否为错案的最终认定权必须在法院,当法院内部认识不一致时,那就在上级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

  财新记者:具体到实践中,第二巡回法庭如何处理当事人的刑事申诉?

  胡云腾:我们会组成合议庭细致审查申诉理由和材料,必要时会向下级法院调取卷宗甚至法官直接去下级法院阅卷,我称之为“巡回阅卷”,这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

  审查后发现定罪有明显错误,我们会依法启动再审,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理。但有一些案件,定罪没问题,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司法理念、司法政策、司法能力等影响,量刑不是很适当,当事人即使服刑完毕,也会申诉。对这类情形,我们会判断量刑是不是畸轻畸重,如果畸轻畸重,那就是错案,会通过再审予以纠正。如果量刑不是畸轻畸重但现在看来比较重,对正在服刑的当事人,我们会通过减刑等方式进行调整,对已经服刑完毕且经济上有困难的当事人,会协调下级法院采取救济措施。

  总之,就是让当事人感觉到,过去的一些不当做法,现在受到了国家重视。

  量刑过重会对人权造成伤害。我特别强调,随着法治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自由的珍贵,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审慎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严格遵循谦抑原则,公正裁判。

  财新记者:对那些没有达到错误程度的申诉案件,第二巡回法庭会如何处理?

  胡云腾:从我庭处理申诉的情况看,明显属于刑事错案的只是极少数。多数是原审没有明显错误,但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对于提起这类申诉的当事人,我们主要采取补正加说理的方式加以化解。所谓补正,就是补充、纠正的意思。比如原判对刑期计算错误或者法条引用错误的,就采取下补正裁定的方式解决。如果原判说理错误或者说理不到位的,就采取口头或者书面说理的方式化解。我们要求法官写驳回申诉通知书,也要像写判决书一样,针对当事人的申诉理由展开说理,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明确告诉他们申诉的理由站不住脚,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我们坚持与当事人多沟通,坚持接访和审判多说理,所以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些刑事申诉案件的当事人听了法官耐心的解说以后,不少当场对法官表示“你们这么耐心跟我们讲道理,听我们把话说完,就凭你们这个态度,案子今后怎么处理我们都服气。”

必须坚决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等做法

  财新记者:第二巡回法庭纠正了聂树斌案和孙氏兄弟涉黑案等典型刑事错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两起再审案件都是你担任审判长。作为学者型法官,你认为这些错案对当前司法人权保障有何启示?

  胡云腾:聂树斌案和孙氏三兄弟涉黑案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是两个罪都错了,而孙氏三兄弟涉黑案是部分犯罪定错了。两案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所涉犯罪的时间跨度长,原判实体问题突出,程序问题严重,是典型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大力加强人权司法保障,高度重视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聂树斌案和孙氏三兄弟涉黑案等案件的平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启动并进行的。

  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案和孙氏兄弟涉黑案的再审改判,是健全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的成果。我总结,这两起案件改判对加强司法人权保障主要有六方面启示:

  一是要深刻认识个案对司法人权保障的意义。在个案办理中要秉持人权保障理念,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包括重视对辩护律师辩护权的保障。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从源头上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避免出现滥用侦查权、公诉权和审判权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情况。

  在聂树斌案中,聂树斌的人权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抓获他之前,没有证据证明他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只是因为他骑车经过那里就把他抓住了,也没有让群众辨认他是否涉嫌流氓行为,所以有人说是撞上的。尽管《刑事诉讼法》当时没有规定疑罪从无原则,但也不允许没有证据就能够抓人。从案件卷宗看,我们也没有看到原审律师是如何辩护的,缺少聂树斌辩护词这一项重要书面材料。在孙氏三兄弟涉黑案中,原审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辩护意见也没有受到认真对待。

  二是要强化程序公正理念。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违规违法,不仅严重影响程序正义,而且会严重危害实体公正。必须坚决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等做法,坚决杜绝刑讯逼供,严把程序关,严格依法规范办案。在聂树斌案中,侦查阶段的办案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甚至明显违法。公诉程序简单二传,审判阶段有些程序缺位,有些重要证据没有经过法庭质证,辩护环节流于形式,所以程序正义没有保障,人权保障工作没有落实。

  在孙氏三兄弟涉黑案中,也存在被告人及其律师反映办案机关违法办案、诉讼程序反复倒流、审前羁押时间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等情形。

  三是要强化证据裁判理念。在案件发生后,办案机关首先要注重依法全面、认真、细致收集和保存客观证据,规范、客观、科学地检验和保存客观证据,在收集客观证据方面下足功夫。其次要依法全面、认真、细致地收集证人证言并妥善入卷保存,让证人在不知道办案意图的情况下自由、客观地作证,防止证人因了解侦查意图而迎合办案机关,并审慎地与客观证据进行印证。最后才是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用口供佐证犯罪事实和情节。不能本末倒置,忽视客观证据收集而集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审以取得口供,主要以口供定案。办案机关在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既要审查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审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既要审查证据的客观性,也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更要审查证据的关联性。对缺乏证明被告人作案的客观证据、主要依据口供和相关证据一致定案的案件,尤其要注重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主客观证据一致的真实情况,审查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放过任何疑点,使公正裁判奠基在严密的证据体系基础之上,把好公正裁判的证据关。

  而在聂树斌案和孙氏三兄弟涉黑案中,证据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客观证据收集不重视,鉴定不认真,审查不细致,证据基础存在重大缺失和疑问。

  四是要强化互相制约原则。在侦查、起诉、审判、辩护环节,各职能部门及办案人员都要严格依法,认真履职,把好证据关口,全面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切忌重联动配合,轻制约监督。

  在聂树斌案中,我们只看到三机关像流水作业一样紧凑配合,快审快结,没有看到应有的相互制约,如对证据严重缺失问题都没有人关注。在卷法律文书显示,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到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再到二审判决书,基本上变化不大,不同的办案机关都没有在每一个程序把好关口。所以说,公、检、法三机关包括辩护律师在履行职责方面都存在需要认真总结的问题。

  在孙氏三兄弟涉黑案中,卷宗材料显示办案机关在案件管辖、侦查、起诉和审判各环节都配合得很好,没有意识到很多密切配合的做法并不合法,相互制约流于形式。

  五是要强化有错必纠理念。近年来,中央政法机关反复强调,既要尽最大努力在源头上预防冤假错案,又要勇于纠正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不断健全完善冤假错案的及时纠正和有效防范机制。落实这些要求,就要对当事人的申诉,一定要认真细致、尽职尽责进行审查,发现确有冤情的申诉,要及时依法进行审理。

  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和孙氏三兄弟涉黑案,都是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存在问题,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纠正的。这两个案件的再审纠正为全国法院发现冤假错案后及时纠正树立了范例。

  六是司法人员要注意避免“三个偏见”。我觉得,执法办案不怕故意办错案,这种情形少之又少,就怕因各种偏见而办错案件:第一个偏见是“先入为主”。即办案人员自以为犯罪嫌疑人就是坏人,如果其不交代供述就是不老实。办案人员一旦对嫌疑人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就很麻烦,最后就可能把一个好人办成一个坏人;第二个偏见是“一贯正确”。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保护人民,只要能破案,手段不规范甚至在违法办案方面打点擦边球没有关系,不把法律程序和司法人权保障放在眼里,从而导致办错案。第三个是“固执己见”。有的办案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发现了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刹车,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愿纠正。

  比如在聂树斌案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司法人员已经发现了这里面有疑点,但是由于固执己见,硬着头皮也要把案子办下去,因而造成了错案。

  在孙氏三兄弟涉黑案中,案卷中显示办案机关对被告人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明显是不认定心有不甘,认定又底气不足,所以才把已经判处并执行完毕的其他犯罪拼凑进来重新审判。由此可见,司法人员克服各种偏见,对预防冤假错案也很有意义,司法人员一定要从中汲取教训,避免因偏见而办错案。

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财新记者:孙氏兄弟涉黑案属于典型涉产权错案。自2016底以来,决策层要求完善产权保护,严防以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还提出要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这方面,你有什么设想?

  胡云腾: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产权保护,2016年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根据中央要求和相关文件精神,第二巡回法庭在加强产权保护、防范产权冤案方面,拟重点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客观看待企业经营的不规范问题,对定罪依据不足的依法宣告无罪。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依法公正处理。对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事实不清的,应当以疑罪从无宣告无罪。对在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的,不得以犯罪论处。

  二是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于各类经济纠纷,特别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不论实际损失多大,都要始终坚持依法办案,排除各种干扰,确保公正审判。

  三是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对涉案企业和人员,应当综合考虑行为性质、危害程度以及配合诉讼的态度等情况,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在刑事审判中,对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中,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除依法需责令关闭的企业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产。

  四是依法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申诉案件,坚决落实有错必纠的要求。根据中央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都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犯罪的申诉案件,经审查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及时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损失。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对存在违法审判情形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同时完善审判管理,从源头上、制度上有效防范冤错案件发生。

版面编辑:刘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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