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敏
社会学研究者
从新加坡飞到棉兰只需90分钟,但跨越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态。出发前,我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朋友Martha提醒我,现在并不是最理想的时机。棉兰刚经历洪水,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一度中断,她建议我最好改坐机场火车。
抵达时,天空仍是赤道特有的艳阳,完全看不出洪灾的痕迹。但是,火车驶出第二站后,窗外的景象渐渐显露出灾后的气息:低洼的村庄和农田仍泡在积水中,一些居民正试图把屋内的积水舀到屋外。车厢里的人神情大多平静,仿佛对这样的场景已习以为常。
文|杨敏
社会学研究者
从新加坡飞到棉兰只需90分钟,但跨越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态。出发前,我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朋友Martha提醒我,现在并不是最理想的时机。棉兰刚经历洪水,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一度中断,她建议我最好改坐机场火车。
抵达时,天空仍是赤道特有的艳阳,完全看不出洪灾的痕迹。但是,火车驶出第二站后,窗外的景象渐渐显露出灾后的气息:低洼的村庄和农田仍泡在积水中,一些居民正试图把屋内的积水舀到屋外。车厢里的人神情大多平静,仿佛对这样的场景已习以为常。
版面编辑:肖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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