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证研究、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儿童的国家政策，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应当成为十九大以后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鼓励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农民进城、加入WTO、扶贫开发、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举措，对农村减贫都有很大助益。但如果仅有这些，中国的减贫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自十八大以来，超过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不过，扶贫工作并非一路坦途，攻坚任务日益艰巨，困难重重

投入巨大、动员了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扶贫”攻坚战，该如何更有效开展？

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已全面回归中性原则，未来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也将强调这一中性原则，维护建立在合规合法基础上的外汇双向流动、平衡的常态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大多数政府主导的小城镇和小镇发展模式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更多满足政府的主观愿望和考核要求，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或市场规律。要避免这一状况再次发生

危险不在于出现债务危机，而在于高杠杆反映了投资效率的下滑，背后的根源在于资本错配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原因不只在于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是源于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债务规模）明显偏低；其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相对低下

2018年或许成为分水岭，银根收紧、信用收缩，政信融资、地产融资、过剩产能融资将开始降速。这不是简单的行业周期循环走弱，极有可能成为整个融资大时代缓缓落幕的标志

“以地谋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和民间自发并存的“双轨制”城市化模式均难以为继；同时，乡村“衰而未亡”与复兴并存，土地改革迎来“有解”机会

需要建立按常住地参保、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城镇职工医保制度。农民工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不只是有利于解决其参保地与就医地分离的问题，还有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减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数量

全球各界领袖对过去十年惊人崛起的平台巨头持何种看法？平台巨头面临怎样的自救和监管局势？

把做对的事情尽快做出量，让社会各界的讨论和认识建立在更加清晰多样的实践图景上，而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是非判断和造词上

在去杠杆过程中，为了保障公共事业部门经费稳定增长和有效运行，可以运用引导基金和公共事业部门专项债券两大政策工具

对融合性新兴产业应坚持“完善制度环境、鼓励产业发展”的思路，坚持鼓励创新、最小干预、线上线下一致、加强平台自律、多方共治等原则，促进融合性新兴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如何规范平台行为，让平台更好发挥作用？思考这个问题时，应首先认清平台的本质，不能简单套用传统思维。应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出发，在平台治理和政府管制间划一条边界，明确究竟哪些应让平台干，哪些让政府干

一些事情看起来就发生了变化。它开始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难以察觉的，就像漂浮在空中一般。我们抓不住它，但却能感觉到这就是一种深刻的变化

政府所要做的是维护使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规则，惩罚破坏合作秩序的违法行为

胡耀邦与万里的相互支持和配合默契，贯穿了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农村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