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在改革问题上，长痛不如短痛，当断不断，必将积重难返

如果激励制度设计合理，将患者的诊疗效果和满意度作为评价医生和医院的标准，医疗系统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达到更好的效果

中国医改的目标明确而广有共识，若能遵循经济学原理，解决好激励问题，让每一个自利的选择汇聚成为改善全社会健康结果的洪流，那就找到了通往理想的正确道路

在中国致力于到2020年实现可负担、公平和有效的卫生服务的背景下，只有改变现有投资模式和投资方向，才能够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和降低居民就医负担

牵头医改的政府部门，再也不要成天对大小医院之间互帮互助、开展远程医疗之类些微进步津津乐道，真正的考验是压力如山的体制性改革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自主登记注册网络平台

在广东珠三角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随着人力成本迅速上升，服装、制鞋等低端制造业逐渐转移至东南亚甚至非洲。非洲商人追逐廉价商品，随之而去

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绝非一个帝国，应该如何定义欧盟 ? 这是一个仍在等待答案的问题

如果中央银行独立性有保证，那么赤字货币化“见好就收”就不是不可能；如果中央银行独立性压根就是一种奢望，那又有什么可以阻挡政府对滥发货币的“渴望”？！

撒钱是彻底的赖账，它会毁掉信用，没有信用的货币就是废纸，当然通胀目标会超额完成

网约车的经验说明，“先试验、再规范”是启动创新并使之落地的一条现实路径，这与中国以往改革经验一脉相承

中国应保留一体化公司对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但控制权完全独立，即采取类似欧盟ISO模式来拆分

产业政策的目的是克服市场失灵、消除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好的产业政策应该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好事后评估。如果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企业成本近年来的上升，并不局限在劳动力成本，企业负担过重是政府收益过高挤压所造成的。在国民收入核算中，由于政府所得过高（如各种税收、行政性收费和社会保险缴费），从而挤压了企业所得，由此使得企业有一种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错觉。降低企业成本，恐怕还需要在劳动力成本之外的领域多下功夫

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现有城市和未来城市的发展。现有大城市有条件的要允许其发展，不具备条件的城市也不能硬要把它发展为特大城市

基层和欠发达辖区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体制内等靠要、体制外自由裁量”主宰的治理体制。这种混合了“救济”“乱作为”的治理体制，与“法治下的地方自主治理”背道而驰

中国民法典是一部将要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民法典，如何回应中国的社风民情， 与中国民众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体系建立切实的联系，是确保其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的前提条件

要重视风险沟通中的政治决断，不放任官僚机构自行应对危机，造成事态升级

改造政府，治理流程，纳入社会参与，引入公开化、信息化和社会化体系

世事无常，精进不已，是惟一靠谱的人生策略

从法家开始，政治被消解而沦落为一般性的统治问题，权力被神化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追逐之物，官僚体系“维稳”颇有效力却难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