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大幅减少粮食生产，而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取消对所有产品的支持性收储政策，靠市场理顺农产品比价关系，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培育和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

考量中国是否应该开放或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生产足够食物，还取决于为此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其他代价

农业发展出现的严重问题，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没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即消费者需要的、市场紧缺的农产品农民没有生产，消费者不需要的农产品又生产太多

信用危机的根由，在于缺乏建立在可靠制度安排基础上的硬约束

厘清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界限；放开中介服务市场，落实“政社分开”，防止变相审批；进一步强化资源配置和监管力度，清除行政审批的“灰色地带”

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要防止解释为政府调整结构，这很容易走到岔道上去

增速目标难弃的假设下，财政政策是否能为货币政策及信贷空转“解局”？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协调、优化、配合？

在推进金融改革的同时，应该高度关注监管缺位、杠杆率飙升的系统性风险，并且意识到，最重要的还是实体经济的活力，而改革和过剩产能的重组必不可少

对于去杠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最好不要在宏观层面急于求成。如果想在宏观层面约束负债增长，最好采取微观或宏观审慎政策

“去杠杆”绝对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不同企业的规模、所有权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区域特征，鼓励“好的杠杆”，去掉“坏的杠杆”，优化信贷资源的均衡配置。要研究清楚是哪些体制问题使得曾经的“好的杠杆”成了现在令人头疼的“坏的杠杆”

险企举牌上市公司是追求资产端的更高收益和价值投资的主动选择，但某种程度看，也是投资渠道不能满足资产端收益要求导致的“无奈之举”

养老金收不抵支问题愈演愈烈，涉及的省份越来越多。当前需重视福利水平快速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按照保基本来设计，避免过度福利化

中国应该先决定需要哪些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避免金融危机，然后确定一个与改革相符的经济增长率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和产业界都把创新视为立国之本，这是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建立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虽然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但凯恩斯从来都是信仰自由的，总是在目标达成之下尽可能维护自由权利

受长期以来计划经济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思维影响，目前加强和创新政府监管的任务完成不够顺利，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现代监管方式认识不清，能力不足，亟待加强

基于宪法第10条、第13条的分析，无偿与否，应区分对待。对于基本生存所需住宅的用地使用权永久免费自动续期，对于非基本生存所需住宅的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

改革要推进城市农村土地一体化，同时加快地产税、遗产税立法

对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人，其住宅之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自动无偿续期一次，而且自动续期的期限以70年为宜

《劳动合同法》并未普遍提高企业成本和限制企业用工，而是促进了企业用工规范化、法治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若劳动者的集体权利能够完善落实特别是工会有效发挥作用，该法中的强制性内容可以适度放宽

当前《劳动合同法》的修改，需要“观念调整”“制度改造”与“重点突破”三个方面一起发力

不基于利益的合作总是难以为继的，这以北京市为例，垃圾管理的社会成本总额达99.23亿元，占北京市当年财政支出的2.1%，人均垃圾处置支出高达480.5元/年。垃圾处置社会成本已经非常高，垃圾减量已刻不容缓从此前的《公约》《京都议定书》就可窥得一斑

回首深圳经验，“自上而下”的高瞻远瞩与“自下而上”的勇于探索相结合，实事求是贯穿其中

如果找不到收购方，也没有监管机构为其注入资本或提供担保，那么美联储即便想救它也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