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需区域联防联控

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联防联控需要有具体政策和措施，如设置区域大气污染控制目标；设置联防联控管理机构；赋予联控管理机构立法、执法、处罚权力；进行区域治理绩效考核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农村“三块地”改革路径隐忧

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树立更高远的改革理念，建立起更开放的改革思路，扎扎实实推进制度性改革

新一轮司法改革向何处去

要以依法维权为根本出发点和司法目标，破除人治意识，杜绝各种法外干预，促进司法独立

“分享经济”监管应异于传统模式

新生“商业物种”的商业模式、经营方式与传统不同，不能削足适履，强迫新事物符合旧的监管框架。应在监管中鼓励创新，宽容试错

油价与雾霾的逻辑关系

美国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动态燃油污染税”是否应被用于减排的讨论，但是“驾驶者油价弹性、政策边际成本和边际社会收益的比较、多政策成本比较，和对低收入户影响”的政策分析思路应当被采用

中国国内油价连续下调

治霾不是高油价的挡箭牌

治理雾霾并不代表首先要拿车主开刀，应该首先搞清楚雾霾的成因，按对雾霾的贡献大小，分清轻重缓急，然后再计算环保的收益与成本，制定环保政策

以转型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中国正处于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观察中国、分析中国，要“明大势、看大局”。“十三五”自觉把握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基本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就能缓解短期经济下行压力，释放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有效应对经济转型挑战

专车争议：创新难过利益关

创新要落地，要过利益关。此关难过，因为一个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化，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不免触动现存秩序，连带触动相应的观念与既得利益

寻找改革最大公约数

出租车、网约车改革与创新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联动改革”与“合作治理”

提升危机治理能力应对转型期高风险

危机治理能力建设，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控制机制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利益表达、利益博弈以及利益整合的系列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的建设。这就需要从行政和技术层面跳将出来，从更加宏观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能力入手

劳动关系调整面临中国式难题

劳动案件的高发性、违法拖欠的触底性、争议行为的群体性值得关注，劳动立法应当回归社会立法的本来面目

构建危险化学品无缝隙安全监管体系

遵循全过程导向、跨部门、全局协调导向的基本原则，构建危险化学品无缝隙化安全监管体系，具体落实到危险化学品生产、仓储、运输、经营、使用、事故应急处置等环节

清理医疗市场准入潜规则

政府管制中的潜规则构成了玻璃门，将社会力量挡在门外

浙江宁海：破解村治“最后一公里”困境

权力清单制度对村干部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和严格规范，展示了权力在阳光下公开运行的民主政治要求

通州行政副中心前景如何——专访赵弘

城市化对中国是一个新课题，我们对城市的研究还很不够，对城市化的规律把握得也很有限，所以会造成想解决城市问题“号脉没有号准”的情况

通州副中心能否缓解北京大城市病

北京市只迁移部分市政府机构，且迁址距离更远，因此2020年通州副中心很难承担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重任

公路超期收费应合法

高速公路偿债到期后仍然征收基于养护管理需要的通行费，实质上就是立法机关对原有承诺的改变，需要立法机关说明修法理由，并在充分听取民意后作出修法决策

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和制度实施

审判中心主义是对审判权的尊崇，同时也是法院和法官权力的提升；而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阳光下推行，阳光司法是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必由之路

“无法可依”和依法行政

“无法可依”不能成为监管部门不作为的正当理由，也不能成为监管部门乱作为的正当理由。现代法治要求监管部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无漏洞监管理念下依法行政，维护正常的市场和社会秩序

检察机关如何破冰公益诉讼——专访汤维建

应该强调行政公益诉讼，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就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有助于减少政府推诿和懒政等乱象

寻找公立医院改革突破口

公立医院改革非常复杂，要完成改革，人社部、卫计委、发改委；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和公立医院，必须同时一起使劲。突破口就是放开医生自由执业

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的做法与启示

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在连接政府与农民、组织农民合作、服务农业与农村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值得大陆地区借鉴

市委书记腐败行为分析

市委书记腐败主要集中在组织人事、工程承包、土地规划、项目审批、贷款融资、干预司法、税收减免、包庇走私、国有产权转让等领域

法治视角下的税收法定

就约束课税权而言，税收法定是防止过度和任意课税的防火墙机制。就约束纳税义务而言，税收法定旨在确保公民遵从法定纳税义务。两者不可或缺